• “五四运动”百年再反思

    郑永年 原创 | 2019-04-30 12:02 | 收藏 | 投票 编辑推荐
    关键字:五四运动 

      今年迎来了“五四运动”100周年。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,人们一改以往每年都会高调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做法。从政治上说,这种微妙的变化不难理解。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“五四运动”的产物,正是“五四运动”使得两大政党成为了革命性政党,所不同的是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具革命性,这也决定了日后两党的命运。

      “五四运动”触发了中国的革命,但革命之后,政党就必然需要作出调整,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。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,对“五四运动”持有不同看法,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      同时,中国出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“复古”的社会现象。这也可以理解成为“否定之否定”。“五四运动”的主题是通过否定“传统”而追求方方面面启蒙和现代化。1980年代在知识界所发生的被视为是另一场“五四新启蒙运动”。因为这场新启蒙运动很快导向了青年学生和知识界的政治激进化。1990年代以后,各方都力图从传统中寻找“新”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资源。这便是复古式“国学”崛起的大背景。

      从对《论语》的现代式解读开始,中国很快进入了一个国学“复兴”阶段。这些年来,所谓的“国学”复兴令人眼花缭乱。适龄学童进入了形式多样的国学班(“读经班”)、妇女进入了“女德班”、教师重返各式“古装”、博士开始用古语答辩、一些党员干部(不乏高级干部)出现各种形式的“妻妾成群”……各种现象层出不穷,不一一而足。

      这些大多发生在城市,还算包装得不错了,至少有些“知识”的含量。如果到广大的农村去看看,那里的情况更显得触目惊心。各种邪教横行,只要有些钱的人,或者有点“忽悠”能力的,随便可以支撑起一个“庙堂”,进行自己的“传教”或者“讲经”工作。正式的社会秩序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便是各种非正式社会秩序。

      “复古”风潮要回归什么

      形形色色的当代复古是商业噱头?是在寻找精神寄托?还是在进行文明复兴?人们寻找着各种理由来论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。不过,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假象,就其本质而言,各种现象仅仅表明了中国一些人日渐堕落的精神世界,而堕落的精神世界对另一些人来说便是机会,无论是追求商业利益还是社会名望。

      当然,即使是精神世界的堕落也不难理解。其起源在于当代社会急剧转型期间的行为失范。旧的规范不行了,就需要新的行为准则和精神寄托。中国数千年是农业社会,现在面临一次真正的并且异常彻底的商业革命。商业社会就需要符合这个社会的另一形态的行为准则和精神依托。历史上,西方也同样几次经历了这个过程,尼采的“上帝之死”近代命题就具有类似的背景。对中国来说,问题在于要塑造什么样的精神和如何塑造这种精神?

     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,今天盛行的这些大概都会被视为“牛鬼蛇神”。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,不过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就变成了乌托邦主义。不管怎样,毛泽东这一代是“五四运动”的产物,他们具有近代以来的鲜明的“文明”与“野蛮”、“先进”和“落后”的观念,只不过是在当时被“革命”与“反动”的话语所取代。正是因为这些被视为是“野蛮”“落后”和“反动”的,它们才被一一清除,至少就形式而言。

      不过,现在这些现象又一一出现了,返回中国社会的舞台。问题在于,“五四运动”之后的种种清除被视为“野蛮”和“落后”的行为都做错了吗?“的确,在清除上述社会行为的同时,很多被视为“中国传统价值”的东西也荡然无存。

      不过,在当代全面“复古”的社会运动中,所有这些从前被政治扫荡的“糟粕”都回来了,而被视为积极的“中国传统价值”并没有出现回归的迹象。因此,今天的问题是:需要继续对“五四运动”做全面否定吗?这场运动哪些地方做对了?哪些地方做错了呢?对所有这些问题人们并不很清楚。

      “五四运动”的主题是民主和科学。民主是开放政治,与传统封闭政治相对;科学是理性,与传统的迷信相对。为了一些政治原因而否定“五四运动”,并无道理。从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,“五四运动”的大部分是做对的。

      “五四运动”开始时的“新文化运动”,犹如欧洲的“文艺复兴”,具有非常的先进性。只是后来受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,其主题演变成为政治运动。尽管这种转变是历史的遗憾,但也是必然的。但有什么理由否定“新文化运动”呢?设想一下,如果没有这样一场“新文化运动”,中国仍然会生活在何种社会情形之下呢?

      知识界是新精神世界的主要来源,但可惜的是知识界率先堕落。“五四运动”之后西方各种思潮进入中国,在中国竞争思想空间。1949年之后,马克思主义则变成了唯一的方法论。改革开放之后,一波又一波西方思想进入中国。到今天,人们越来越意识到,这些西方的文化或者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。不过,这是否就意味着那些从前被视为“牛鬼蛇神”的东西就成了科学呢?显然不是。

      1980年代之后盛行在中国的西方思想,产生了两个相关层面的问题。在政治上,各种西方思想的竞争产生了消极后果。如同近代,一些人仍然相信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,因此西方所有的,中国也必须有,包括思想和制度。这种把“现代化”和“西方化”的简单等同,不可避免地和现实情形产生了激烈的冲突。

      另一方面,在学术上,这些“进口的”思想和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。这是当代中国话语权空白的一个重要根源。西方的不能解释自己,而自己又没有原创,这必然造成话语权的缺失。不过应当说明的是,至少西方学说本身是“自足”的,因为有其自身的一套逻辑;西方学说是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,能够解释西方的实践。只不过是当人们把这套逻辑机械地套用到中国经验的时候,就显得苍白无力。

      这也是这些年来中国一些人开始追求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“本土化”的背景。没有人会否认这种努力的本意,但对什么是社会科学的“本土化”,人们从来就没有任何有效的争论。急于求成,为数不少的学者就拼命地回到了传统,因此,“易经”“风水”“术数”“密码”……一一出来,登上了知识的最高殿堂,充斥着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,用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。结果,制造出大量的自说自话、谁也看不懂的东西,毒害着年轻人和未来。

      执政党最大的文化挑战

      今天的中国学界,抵制西方已经成为各方“有意识”的努力,并且因为很多西方思想在中国缺失社会根基,浮于表面。在很大程度上,诸多被视为来自“西方化”的压力,实际上来自中国自身的现代化。或者说,凡是现代化的国家都会经历类似的社会变迁。

      无论是面对西方还是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,“复古”是解决方案吗?“复古”被普遍接受,造成了一种“凡是传统的就是正确的”概念。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加以纠正,这样下去会导致怎样的结局呢?一句话:和世界脱轨。

      简单地说,这是因为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。第一,中国中产阶层比例仍然偏低,穷人仍然居多,受教育(尤其是高等教育)的人仍然是少数,尤其是在农村地区。第二,中国缺少很多国家所具有的“国家宗教”,各种民间宗教一直泛滥成灾,并且层出不穷,源源不绝。第三,中国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道德哲学,缺失理性分析文化。强调道德过度,经常走向反面,变得极度虚伪,知识人的堕落经常变得毫无底线。第四,中国没有经历过类似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运动,而政治启蒙过度。如上所说,“新文化运动”类似于文艺复兴,但时间过短,很快演变成为单纯的政治启蒙运动。第五,当代社交媒体泛滥,各种庸俗的东西总是能够得到最有效的传播。

      一方面是抵制西方,另一方面是“复古”,两者的结合使得和世界的“脱轨”变得容易。“脱轨”现象是显见的,表现在方方面面。这些年来,迅速上升的“义和团精神”就是一例。很多人,总觉得国家现在实在太了不起了,变得“天不怕、地不怕”和“刀枪不入”了。但问题在于,世界在变化,并且是在加速度地变化。如果这种“义和团精神”横行起来,国家的衰落是必然的。“落后会被挨打”,这是近代以来给中国的最深刻的教训。正是这一教训促成了1980年代开始的开放政策,正是开放政策促成了当代中国的强大。现在,国家好不容易强大起来了,但可惜的是又开始“复古”了。不过,很显然,“复古”绝非是人们所追求的“文明复兴”。

      怎么办?

      东亚“儒家文化圈”的经验可以参考,因为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,并且历史上曾经一直是这个文化圈的主体。日本近代的“脱亚入欧”运动类似于中国的“五四运动”,并不比中国少激进,日本获得了成功。之后,亚洲“四小龙”也获得了成功。成功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层面的,更是文化层面的。所有这些社会都承继了传统文化价值,但没有出现这里所说的“复古”现象。更有意思的是,这些社会被视为是比较“西化”的,但传统文化价值也同样并没有因为“西化”而消失。这些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传统价值的有机结合?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。

      不难理解,如何实现文明复兴而非“复古”,已经成为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最大文化挑战。对执政党来说,在这个领域,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重要问题:从革命政党向执政党转型之后,难道不需要革命时期所具有的“革命性”了吗?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环境来重新界定执政党的“革命性”?如何维持这种“革命性”?对所有这些,执政党没有明显的答案。

      尽管执政党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,但经验地看,失去“革命性”的结果是显然的。“复古”现象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执政党,其中不乏高级干部。“迷信”“求神拜佛”、信仰和参与各种邪教等等绝非只是普通民众,而是流行于执政党,其中更不乏高级干部。看来,一场新的文化运动势在必行,这场运动既非“复古”,也非“西化”,更非拒绝现代化。它是文明的、进步的、先进的,甚至具有革命性的。

    个人简介
    浙江人,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,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,《中国》季刊主编,1997年到2006年担任过香港《信报》的专栏作家,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撰写专栏。1985年和1988,分别从北京大学获得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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